八国集团领导人在本年度峰会上就减排目标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这个减排目标的声明没有提及减排所参照的基准年份。据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G8领导人通过的在2050年之前让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是以"当前水准"基准。既然没有明确指出基准年份，那么这个"当前水准"肯定要晚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欧盟所倡导的1990年这个基准年份。

　　实际上，去年6月的八国峰会已就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一致的表态。八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去年的声明明确指出了各国减排的基准年份，并提出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应在2008年底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做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

　　虽然八国在减排的基准年份上做起了文字游戏，但落实了去年峰会的声明，总算有了一定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绿色组织的敦促下，美国改变了立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做出了减排承诺。

　　不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依然没有跳出"囚徒困境"的窠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达成共识。会后，与会的五大发展中国家也发表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率先减排，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5%至40%，2050年减排80%至95%。

　　实际上，八国集团均未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根据Ecofys咨询公司《2008年八国集团气候评分卡》，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防止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而实现了所要求的减排量，尤以美国表现最差。目前来看，八国集团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非常困难。因此，五大发展中国家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减排没有意义。而且，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目标区间跨度过大，也不利于激励这些国家减排。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需要承诺具体的减排义务并公布减排时间表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道义问题。富国应当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这毫无疑问。连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说，有三种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成本必须由高收入国家承担：第一，是他们导致了目前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他们有能力承担这样的成本。全球现有的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五分之三是由高收入国家造成的。2004年，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倍，印度的17倍。

　　要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光靠征收碳税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不够的，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实现合作。理由很简单：你们富国把气候弄成这个样子，凭什么让我们来买单？

　　但问题在于，没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全球减排的时间越晚，需要减排的数量就越大，减排的手段也需要更为激进。时间不等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进来，到时候受害的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员。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人均排放低，总量排放和增量排放高，中国对减排计划的态度既可以是保守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也可以是激进的--坚持G8的立场。中国既可能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也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立场。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我国对外部环境和基本国情的判断。

　　我不赞成用阴谋论的思维来看待国际上的减排压力。稍早时候，我曾去参加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当时有人问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怎么做？布莱尔表示，西方社会希望得到中国一个可置信的承诺，以表明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大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往往习惯于努力做，但还没有习惯努力说。而西方社会是很在意我们怎么说的。在我看来，有时候在国际场合，怎么说其实也挺重要的。实际上，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没有就减排的中长期目标做出承诺，也没有公布中国实施减排的时间表。

　　长远来看，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承担国际义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中国需要利用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减排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是可以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的。